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
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
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讲日照历史文化(wénhuà),一定会提到“照邑朴学”。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、兴起(xīngqǐ)于日照、影响(yǐngxiǎng)全国的学术流派,催生和(hé)推动了民国国学(guóxué)复兴,其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,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。怀着对先贤先学的敬仰之心,本文给大家介绍“照邑朴学”的开创者和众多传人,以及学术影响。
先说一下“照邑朴学”名称的由来。据台湾(táiwān)东吴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祖籍涛雒(luò)的丁原基考证,最初“照邑朴学”四字(sìzì)是(shì)王献唐(wángxiàntáng)在《亡友(wángyǒu)丁伯弢别传》所称,文云:“照邑朴学,导源印林许氏。”(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,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赠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)。“印林”是许瀚的字。这是首次有了“照邑朴学”这一称呼。但丁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“照邑朴学”的学术特色,以及许瀚、丁艮善、丁以此、丁惟汾、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,真正在学界倡树起“照邑朴学”这一具有(jùyǒu)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(qízhì)。
那么,什么是(shì)朴学呢?朴学是中国(zhōngguó)清代(尤其是乾隆、嘉庆年间)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,因其学风质朴、注重实证而得名,又称“乾嘉学派”或“考据学(kǎojùxué)”。它上承汉学传统(chuántǒng),下启近代学术,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朴学的(de)主要研究内容为经学考据、小学(语言文字学)、史学(shǐxué)(shǐxué)与文献整理、金石学与考古,其核心特点是考据实证,反对(duì)空谈(kōngtán),主张通过(tōngguò)校勘、辨伪、训诂、音韵等方法,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考证,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。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(如郑玄、许慎),故称“汉学”,与宋明“宋学”相对。但朴学并非(bìngfēi)完全复古,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,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小学(文字、音韵、训诂)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领域。
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(pǔxué)开山宗师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以《日知录》为代表作(dàibiǎozuò),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经学,反对空谈义理。他与另(lìng)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、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
而“照邑朴学”,据曹汉华先生(xiānshēng)所著《增广(zēngguǎng)“照邑”即日照县,春秋时封卿大夫土地曰“采邑”,秦时推行郡县制,改“邑”为县。
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(wénmài)深远。金代状元张行简(jiǎn)、明代状元焦竑都是大学问家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。清代以来,以许瀚为主要成员(chéngyuán)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、海曲故城崛起,学习传承前人,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著述,其学术精神如(rú)泰山磐石,扎根齐鲁大地(qílǔdàdì),辐射中原文化圈,终成“山左朴学”之重镇。
我们先来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“照邑朴学”的(de)(de)创始人,一代朴学大师许瀚。这位200年前从(cóng)日照大地走出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学者,博综经史、精于音韵训诂、笃嗜金石,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,尤以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(yìzhèng)》用力最勤,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时间绵延(miányán)近三十载,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、精力奉献给该书,终使这部巨著面世。
许瀚,生于1797年(清嘉庆二年),卒于1867年(同治六年),字印林,号攀古小庐主人,日照大河坞村人。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(de)知识分子家庭(jiātíng),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,读书十分勤苦,对经学(xué)有很深的造诣(zàoyì),著有《说诗循序》《大学中庸总义》等(děng)。许瀚早年随课馆(教私塾)于外的父亲生活,受过严格的庭训,18岁便考中(kǎozhōng)秀才。当时,考据学独霸学术界,出现了“东汉学(指考据学)灿灿如日中天”的盛况。受其(shòuqí)影响,许瀚自幼便“博综经史及金石(jīnshí)文字”,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,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。
许瀚(xǔhàn)29岁时(shí),山东学政何凌汉对他十分赏识,特意选拔他当了(le)拔贡。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,它是从各地(gèdì)州府县学(xiànxué)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,直接送入国子监深造。于是,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。其后,他一边在何凌汉家教私塾(sīshú),同何绍基(何凌汉之子)、王筠、龚自珍等著名学者切磋学问,一边刻苦(kèkǔ)攻读,希望“得一官(yīguān)以资禄养”。1827年(清道光(qīngdàoguāng)七年),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,负责重修《康熙字典》,许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,任校录,他们一起对原书进行了详细校勘,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。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最大。
1831年,《康熙字典(kāngxīzìdiǎn)》修成,许瀚因(xǔhànyīn)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(副知州)的官衔。但(dàn)这种职衔是很难取得实缺的,为生计所迫,他(tā)接受(jiēshòu)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,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(jiàokān)书籍及批阅试卷,开始了幕僚生涯。他先后随陈用光、吴文镕、潘锡恩等学政在各地校文,足迹遍及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省。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,但能够有(yǒu)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,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,到40岁左右时便独树一帜。
许瀚(xǔhàn)(xǔhàn)在仕途上十分不顺,直到1835年,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举行恩科乡试,他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,这时他已39岁了。在清代,举人是不能直接进入仕途的。所以其后,他又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(shíqī)的幕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,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,但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,仍然从事古籍校订(jiàodìng)及小学、金石方面的研究。战争爆发的那一年,他接受了济宁(jǐníng)知州(zhīzhōu)徐宗幹邀请,当了渔山书院的山长,并主持纂修《济宁直隶(zhílì)州志》。
许瀚考中举人后,多次参加会试都没考中,直到1844年仍不忘科举之事,又风尘仆仆地从日照赶到北京,第四次参加会试,希望能考中进士,但最终再(zài)一次落第(luòdì)。恰巧(qiàqiǎo)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,许瀚被选为二等,可以做教谕(jiàoyù)之类的小官,但没有具体职务。不得已,他只好离京南返,来到家乡沂州府,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。在沂州期间,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,为保护(bǎohù)文物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后南河道(hédào)总督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(zuǎnxiū)的《史籍考》,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(今(jīn)江苏省靖江市),负考订校勘。
许瀚到清江浦后,遍览群书,用了近两年的(de)时间,写成了《拟吏(nǐlì)籍考校例》,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、重复、漏略、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,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(jiàokān)完毕。恰在这时,潘锡恩生病回籍,收回《史籍考》不刊刻了。这样,许瀚无处谋生,只得以教私塾为业,处境相当困难,其父年老多病,自己亦重病缠身(zhòngbìngchánshēn),右手一年多不能写字(zì),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他用了四五年(sìwǔnián)的时间,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(qiánjiā)时期集学者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。但当此书刊成之时,许瀚已负债千余金(jīn)。桂馥(1736—1805),字未谷(wèigǔ),号雩门,山东曲阜人,他以考据学为根基,在文字学、金石学、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,被誉为“清代说文四(shuōwénsì)大家”之一(zhīyī),与段玉裁并称“桂段(guìduàn)”。
1852年(清咸丰二年),许瀚当上滕县训导,时间不长(bùzhǎng)便因病辞职归里,但留下(liúxià)了(le)“博学善教”之名。后来,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(zhèjiāng)学政,邀请他到杭州帮助批阅试卷。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,他借(jiè)了川资,远涉千里前往,其生活困苦,可见一斑。晚年许瀚回到家乡,受聘主讲日照奎峰书院。
奎峰书院是清代山东日照地区重要的教育(jiàoyù)机构,始建于(yú)清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由日照知县(zhīxiàn)周瑞图倡议,县绅捐资在(zài)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。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(xīnán)隅(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(fùjìn)),其名取“一县文峰”奎山之意。初期规模包括大门一楹、讲堂五间、西厅三间,后经(hòujīng)多次扩建,光绪年间又陆续扩建考棚、过厅等设施,成为兼具教学与科考功能的综合性场所。1903年,书院改制为“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堂”,1924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日照县立初级中学(zhōngxué),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以科举教育为主,兼重训诂、音韵等小学(语言文字学(wénzìxué))内容,与乾嘉朴学“由字(yóuzì)通词,由词通道”的理念一致,与清代(qīngdài)朴学(考据学)有着(yǒuzhe)深层联系。书院聘请举人、进士授课,其中最著名的是朴学大家许瀚。1860年(咸丰十年),许瀚以病弱(bìngruò)之躯在此主讲一年(yīnián),每月坚持四次阅卷。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,更是地方文化枢纽。光绪年间,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馆长(guǎnzhǎng)的丁麟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,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,为“照邑朴学”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。
奎峰书院虽非朴学核心发源地,却通过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,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纽带。其从科举(kējǔ)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,既见证了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(jiàoyù)的过渡,也彰显了日照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。正如王献唐所言,奎峰书院的历史,是“照邑朴学”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。尽管(jǐnguǎn)原建筑(jiànzhù)多已不存,但其作为日照一中、东港(dōnggǎng)一小的前身,至今(zhìjīn)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。
许瀚(xǔhàn)(xǔhàn)一生仕途坎坷,穷困潦倒,但在讲学、著述和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,是当时北学的(de)代表人物之一(zhīyī),有“山(shān)左许瀚之学”的称誉,龚自珍(gōngzìzhēn)《已亥杂诗》中有《别许印林孝廉瀚》:“北方学者君第一,江左所闻君毕闻;上厚水深词气重,烦君他日定吾文。”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。而写这首诗的时候,许瀚才42岁,还没达到学问的最高峰。作为来自南方学派的龚自珍,多少还有点自高。龚自珍(1792—1841),字璱人,号定庵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清代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(wénxuéjiā)、改良主义先驱。他的诗句“我(wǒ)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(hùhuā)”等脍炙人口,无人不晓(wúrénbùxiǎo)。
许瀚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音韵(yīnyùn)训诂学家。在我国古代,语文学被称为小学。它经过曲折发展,到(dào)清代达到顶峰。在治学方法上,他师承高邮王氏父子,以训诂声韵求义理,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。清代,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,但能同时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门(sānmén)学问的并不多,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(jiào)深的造诣。
许瀚也(yě)是清代(qīngdài)著名的校勘学家。《清史稿》称其“校勘宋、元、明本书籍,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把他同(tóng)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,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。
许瀚又是道光、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金石学家。许多学者认为(rènwéi)他的金石学研究在当时属于第一流,尤其是对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(chōngfènkěndìng)。许瀚这一生喜欢购求金石文物,手中稍微有点余钱都用于(yòngyú)金石拓本收藏。其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文钞》考释金文178篇,辨析器物真伪、铭文义例,被誉为“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(diānfēng)之作”。
许瀚还是一位方志学家。《中国方志大辞典·方志人物》收有许瀚的小传(xiǎozhuàn)。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《济宁直隶州志》,该志结构(jiégòu)完整,叙事明晰,历来(lìlái)颇(pǒ)好评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亦称其为清代名志。
许瀚更是(gèngshì)一位书法家。《续滕县(téngxiàn)志》称其“尤善书法”,光绪《日照县志》也说他“工书翰,士林珍之”。道光年间,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,但“索字者(suǒzìzhě)日塞其门”。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,磴山摩崖(móyá)石刻“羡君堪作王家瑞”笔力雄浑,丁艮善勒石镌刻,成为日照文化(wénhuà)地标。
许瀚除了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,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,荫庇后学,提携晚辈,使朴学能在日照(rìzhào)传承。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,以丁楙五、丁艮善、丁以此(cǐ)三人最著,号称“许门(xǔmén)三弟子”。文化(wénhuà)学者丁博原先生所著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(族事略 人物志)中有(zhōngyǒu)此记载:“咸丰同治间,照邑朴学盛行。族人丁艮善、丁楙五、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许瀚,各尽所长,皆有专著(zhuānzhù),时人称曰“许门三弟子。”丁艮善精于小学,校勘颇多,被誉为“山左宿学”,其(qí)学问由其子孙承袭,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,广辑文献,誉录遗稿,刊刻旧编,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,惜英年早逝(yīngniánzǎoshì),未竟其志,未展其才;丁以此少以家贫,无力(wúlì)举业,然独精音韵,著《毛诗正韵》,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(tuīchóng)。民国(mínguó)以后,丁惟汾著述颇丰,且得以完整保留,所撰《诂(gǔ)雅堂丛著》六种,其中《方言音释》《俚语证古》《毛诗韵聿》已由齐鲁(qílǔ)书社出版,其他三种(sānzhǒng)也已在台湾发行。其主编之《山东革命党史稿》现有文稿存世。”
日照丁氏尚文重教,四百年来文化繁荣,积学深厚,乃科宦世家,是(shì)(shì)日照几大名门望族之首。许瀚(xǔhàn)三位弟子都出自丁家(dīngjiā),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,当然还有后来人。丁楙五、丁艮善都是清康熙年间进士丁旹(shí)的后人。丁旹修县志、创家谱,开一代诗风,成为(wèi)日照文化的奠基人,也是日照丁氏家族(jiāzú)的“文献之祖”。丁家自此人丁兴旺,人才辈出,演变为日照丁氏“老四支长房三支”,其后代51年间,实现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”。
许门三弟子秉承许瀚“无征不信”的(de)学风,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丁楙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(dàgē)丁秉善,他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。“传小学者,有丁楙五伯才,著《说文韵律》。继即(jìjí)竹筠先生(即丁以此),著《毛诗正韵》。后则鼎丞先生(即丁惟汾),学寖(jìn)光大”(出自《增广得很明白。丁楙五专治小学,尤精音韵。平生最大(zuìdà)的功绩是集文献(wénxiàn)、修家谱,可惜英年早逝,未展其才。
丁艮善则以经学见长。他(tā)协助许瀚校勘吴式芬《捃古录(gǔlù)金文》,对青铜器铭文(míngwén)的训诂多有创见。其《毛诗传疏考证》以音韵通经义,纠正陈奂《毛诗传疏》疏漏,被王闿(kǎi)运誉为(yùwéi)“东州绝学”。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编纂,参与《日照县志》修订。他擅长书法,工篆、隶、楷书,且自成一家。现河南许昌、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。
丁以此,字竹筠,专攻音韵学。他(tā)是(shì)许瀚晚年所收弟子,继承许瀚“因声求义”之(zhī)法,著《毛诗正韵》重构《诗经》古韵系统,章太炎称其“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”。作为丁惟汾之父,他将朴学融入(róngrù)家庭教育,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。
丁惟汾,字鼎丞(chéng),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,治学承其父,其在日本留学,与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往来密切,“照邑朴学”又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,成就斐然。近人王献唐、屈(qū)万里、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,互为师友,各有专精,溯(sù)其治学,与“许瀚之学”有相传承。王献唐(前篇(qiánpiān)已有介绍),许瀚再传弟子。其父王廷霖是名中医,更喜金石文字之学,师承许瀚,家藏(jiācáng)金石拓本数千件,自幼耳濡目染。王献唐开创“考古与文献互证”之法,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中,结合《水经注(shuǐjīngzhù)》等典籍(diǎnjí)考证(kǎozhèng)龙山文化,倾(qīng)一生之力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,提出“东夷文化中心论”,震动学界。
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(de)一名大师,他的信中对许瀚作了很高的评价,称“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,皆为研究所得之……此君地位,与孙仲容伯仲之间,乃(nǎi)最早之金文大师,而其著作不传(bùchuán),可恨!”
学界对许瀚(xǔhàn)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。清末民初,梁启超、丁惟汾、章炳麟(zhāngbǐnglín)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;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、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就(jiù)开始搜集整理(sōujízhěnglǐ)其遗著,并编辑有《许印林遗书》二十余册;二十八十年代,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行云先生编成(biānchéng)《许瀚年谱》,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《攀古小庐全集》(上);原山东图书馆(túshūguǎn)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《许瀚日记(rìjì)》。
进入新世纪以来,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,山东大学(shāndōngdàxué)杜泽逊教授、宋开玉教授,上海博物馆柳向春教授,曲阜师范大学(qūfùshīfàndàxué)周洪才教授、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(wènshì)。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、二、三辑还(hái)集中影印了大量许瀚手稿和抄稿,使许多(xǔduō)过去(guòqù)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除大陆(dàlù)部分学者(xuézhě)(xuézhě)外,在台湾的日照籍学者丁原基出版了(le)《许瀚之文献学研究》一书,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《许瀚之金文学研究》。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,相映生辉。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。
还(hái)有两位日照地方文史学者,不得不提。一位是东港区涛(tāo)雒镇的(de)文化学者丁博原(dīngbóyuán),另一位是岚山(lánshān)的文史专家曹汉华。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于2023年,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《史话日照》文化访谈节目“方志日照”,我和博原同为访谈嘉宾,相互(xiānghù)交流(jiāoliú)甚多,很受教益。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,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近日,因为写(xiě)人文日照文章,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。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(jiāzhōng)请教。特别是计划写“照邑朴学”这个题目时,因为没有专门作过(guò)研究,感觉不太敢写(gǎnxiě),但博原认为(rènwéi)应该写,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,是一件大好事。为此,他还专门赠送我《丁氏家族志》。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,深感震撼。国有史,邑有志,家有谱。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上,依志之例,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,是当之无愧(dāngzhīwúkuì)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我与(yǔ)汉华弟相识逾30年,对汉华弟研究许瀚一事早闻大名。他用了20年时间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,先后出版了《增广近日,我专门去山东万方集团,与他进行了交谈。同时还(hái)见到了岚山(lánshān)区(qū)政协原副主席孙树诺,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(shūjì)郑培晋,万方集团的(de)副总王汉军,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。交谈中得知在(zài)区政协的指导下,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,专门成立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,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。研究会成立以来,团体非常活跃,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,大师之风、后人推崇,令人欣慰、值得(zhíde)肯定。
我深深感受到(dào),无论是(wúlùnshì)一个地方的文化,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,都需要一批有学识、有奉献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去挖掘、去弘扬,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(cáinéng)得以保护与传承,民族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。
日照朴学的(de)崛起,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。许瀚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“尊经重道”的传统,又因濒海(bīnhǎi)而具开放视野,不完全拘泥于古人,既尊重传统,又敢于修正谬误。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,考释铭文必亲拓原器,这种“脚踏实地”的学风,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。丁惟汾(dīngwéifén)将(jiāng)朴学精神注入革命实践(gémìngshíjiàn),王献唐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,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,皆(jiē)体现了日照朴学“经世致用”的终极追求(zhuīqiú)。
照邑(zhàoyì)朴学(pǔxué)已经是一个(yígè)跨越时代、跨越地域,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(kètí)。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,袁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,丁原基先生则在学界首倡旗帜,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,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,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却始终(shǐzhōng)未在学术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关于照邑朴学的(de)学术范畴,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的一个派别,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(qiánjiāxuépài)(xuépài)到同光之后的南北位移,成为上承乾嘉、扬州学派,下启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。也就是说(yějiùshìshuō)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(chēngqǐ)了晚清乾嘉学派、扬州学派的大梁,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。
从地域上看,许瀚一生讲学的五大书院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(biànbù)大半个中国。济宁渔山书院、临沂琅(láng)琊(yá)书院、淮阴清江书院、赣榆选青书院、日照奎峰书院是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,由此(yóucǐ)串联起大批的后起学人。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、中国的台湾。
从学派的(de)构成成分看,除了许瀚(xǔhàn)的直系弟子三丁一吴,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传刻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学人,比如杨铎、高均儒、丁妟以及他们(tāmen)的子弟,稍晚一点的吴重熹(zhòngxī)、王懿荣、丁惟(wéi)禔(zhī)及其传人;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的吴式芬、潘锡恩、吴荣光等。其中,王懿荣(1845-1900),中国近代金石学家(jiā),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。丁惟禔(1862-1895),字亦康,号伯平,是光绪年间进士,日照丁氏第一个翰林。
从著述成就上看,代表性的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《攀古小庐……》之外,《说文解字义证》(包括(bāokuò)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(yìnxíng))《史籍考》《攈古录》《三迁志》《济宁直隶(zhílì)州志》等(děng)都可以作为照邑学派学术代表作。
从(cóng)直接学术传承上看,清以后日照乃至(nǎizhì)山东的(de)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的门下,曹汉华在《增广许瀚年谱》中多有论述。与丁惟汾保持联系的民国(mínguó)三大家章炳麟、黄侃、刘师培,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、发扬光大。
当然,这些直接间接的学著例证,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,恕学识(xuéshí)有限,在此文(cǐwén)中不能一一列举。
在此文写作过程中,我与汉华(hànhuá)、博原多次交流,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素材,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,让我很感动。既佩服他们勤勉博学,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,同时(tóngshí)也惭愧自己(zìjǐ)学识浅薄,真正是(shì)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
从许瀚在磴山勒石铭志,到丁原基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,照邑朴学历经(lìjīng)两个世纪的风雨,始终以(yǐ)实证精神为骨,以文化担当为魂。这种学术传统,不仅是日照(rìzhào)的文化标识,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。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(yǒng):“山海蔚灵秀,葱郁钟大儒。”日照朴学的薪火,将永远(yǒngyuǎn)在山左大地上闪耀。正是:
照邑朴学文脉长,海曲遗韵(yíyùn)永流芳。
山左敬文翰林立,齐鲁崇德功名扬(míngyáng)。
奎峰书院书声(shūshēng)悠,丁氏家族人才旺。
尊经重道昭日月,薪火相传写华章(huázhāng)。
(注:文稿内容(nèiróng)参阅了《增广<许瀚年谱>》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《日照历史文化故事》等专著(zhuānzhù)资料)
讲日照历史文化(wénhuà),一定会提到“照邑朴学”。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、兴起(xīngqǐ)于日照、影响(yǐngxiǎng)全国的学术流派,催生和(hé)推动了民国国学(guóxué)复兴,其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,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。怀着对先贤先学的敬仰之心,本文给大家介绍“照邑朴学”的开创者和众多传人,以及学术影响。
先说一下“照邑朴学”名称的由来。据台湾(táiwān)东吴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祖籍涛雒(luò)的丁原基考证,最初“照邑朴学”四字(sìzì)是(shì)王献唐(wángxiàntáng)在《亡友(wángyǒu)丁伯弢别传》所称,文云:“照邑朴学,导源印林许氏。”(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,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赠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)。“印林”是许瀚的字。这是首次有了“照邑朴学”这一称呼。但丁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“照邑朴学”的学术特色,以及许瀚、丁艮善、丁以此、丁惟汾、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,真正在学界倡树起“照邑朴学”这一具有(jùyǒu)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(qízhì)。
那么,什么是(shì)朴学呢?朴学是中国(zhōngguó)清代(尤其是乾隆、嘉庆年间)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,因其学风质朴、注重实证而得名,又称“乾嘉学派”或“考据学(kǎojùxué)”。它上承汉学传统(chuántǒng),下启近代学术,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朴学的(de)主要研究内容为经学考据、小学(语言文字学)、史学(shǐxué)(shǐxué)与文献整理、金石学与考古,其核心特点是考据实证,反对(duì)空谈(kōngtán),主张通过(tōngguò)校勘、辨伪、训诂、音韵等方法,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考证,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。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(如郑玄、许慎),故称“汉学”,与宋明“宋学”相对。但朴学并非(bìngfēi)完全复古,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,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小学(文字、音韵、训诂)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领域。
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(pǔxué)开山宗师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以《日知录》为代表作(dàibiǎozuò),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经学,反对空谈义理。他与另(lìng)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、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
而“照邑朴学”,据曹汉华先生(xiānshēng)所著《增广(zēngguǎng)“照邑”即日照县,春秋时封卿大夫土地曰“采邑”,秦时推行郡县制,改“邑”为县。
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(wénmài)深远。金代状元张行简(jiǎn)、明代状元焦竑都是大学问家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。清代以来,以许瀚为主要成员(chéngyuán)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、海曲故城崛起,学习传承前人,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著述,其学术精神如(rú)泰山磐石,扎根齐鲁大地(qílǔdàdì),辐射中原文化圈,终成“山左朴学”之重镇。
我们先来认识一下(rènshíyīxià)“照邑朴学”的(de)(de)创始人,一代朴学大师许瀚。这位200年前从(cóng)日照大地走出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学者,博综经史、精于音韵训诂、笃嗜金石,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,尤以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(yìzhèng)》用力最勤,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时间绵延(miányán)近三十载,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、精力奉献给该书,终使这部巨著面世。
许瀚,生于1797年(清嘉庆二年),卒于1867年(同治六年),字印林,号攀古小庐主人,日照大河坞村人。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(de)知识分子家庭(jiātíng),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,读书十分勤苦,对经学(xué)有很深的造诣(zàoyì),著有《说诗循序》《大学中庸总义》等(děng)。许瀚早年随课馆(教私塾)于外的父亲生活,受过严格的庭训,18岁便考中(kǎozhōng)秀才。当时,考据学独霸学术界,出现了“东汉学(指考据学)灿灿如日中天”的盛况。受其(shòuqí)影响,许瀚自幼便“博综经史及金石(jīnshí)文字”,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,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。
许瀚(xǔhàn)29岁时(shí),山东学政何凌汉对他十分赏识,特意选拔他当了(le)拔贡。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,它是从各地(gèdì)州府县学(xiànxué)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,直接送入国子监深造。于是,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。其后,他一边在何凌汉家教私塾(sīshú),同何绍基(何凌汉之子)、王筠、龚自珍等著名学者切磋学问,一边刻苦(kèkǔ)攻读,希望“得一官(yīguān)以资禄养”。1827年(清道光(qīngdàoguāng)七年),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,负责重修《康熙字典》,许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,任校录,他们一起对原书进行了详细校勘,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。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最大。
1831年,《康熙字典(kāngxīzìdiǎn)》修成,许瀚因(xǔhànyīn)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(副知州)的官衔。但(dàn)这种职衔是很难取得实缺的,为生计所迫,他(tā)接受(jiēshòu)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,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(jiàokān)书籍及批阅试卷,开始了幕僚生涯。他先后随陈用光、吴文镕、潘锡恩等学政在各地校文,足迹遍及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省。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,但能够有(yǒu)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,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,到40岁左右时便独树一帜。
许瀚(xǔhàn)(xǔhàn)在仕途上十分不顺,直到1835年,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举行恩科乡试,他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,这时他已39岁了。在清代,举人是不能直接进入仕途的。所以其后,他又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(shíqī)的幕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,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,但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,仍然从事古籍校订(jiàodìng)及小学、金石方面的研究。战争爆发的那一年,他接受了济宁(jǐníng)知州(zhīzhōu)徐宗幹邀请,当了渔山书院的山长,并主持纂修《济宁直隶(zhílì)州志》。
许瀚考中举人后,多次参加会试都没考中,直到1844年仍不忘科举之事,又风尘仆仆地从日照赶到北京,第四次参加会试,希望能考中进士,但最终再(zài)一次落第(luòdì)。恰巧(qiàqiǎo)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,许瀚被选为二等,可以做教谕(jiàoyù)之类的小官,但没有具体职务。不得已,他只好离京南返,来到家乡沂州府,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。在沂州期间,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,为保护(bǎohù)文物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后南河道(hédào)总督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(zuǎnxiū)的《史籍考》,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(今(jīn)江苏省靖江市),负考订校勘。
许瀚到清江浦后,遍览群书,用了近两年的(de)时间,写成了《拟吏(nǐlì)籍考校例》,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、重复、漏略、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,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(jiàokān)完毕。恰在这时,潘锡恩生病回籍,收回《史籍考》不刊刻了。这样,许瀚无处谋生,只得以教私塾为业,处境相当困难,其父年老多病,自己亦重病缠身(zhòngbìngchánshēn),右手一年多不能写字(zì),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他用了四五年(sìwǔnián)的时间,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(qiánjiā)时期集学者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。但当此书刊成之时,许瀚已负债千余金(jīn)。桂馥(1736—1805),字未谷(wèigǔ),号雩门,山东曲阜人,他以考据学为根基,在文字学、金石学、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,被誉为“清代说文四(shuōwénsì)大家”之一(zhīyī),与段玉裁并称“桂段(guìduàn)”。
1852年(清咸丰二年),许瀚当上滕县训导,时间不长(bùzhǎng)便因病辞职归里,但留下(liúxià)了(le)“博学善教”之名。后来,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(zhèjiāng)学政,邀请他到杭州帮助批阅试卷。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,他借(jiè)了川资,远涉千里前往,其生活困苦,可见一斑。晚年许瀚回到家乡,受聘主讲日照奎峰书院。
奎峰书院是清代山东日照地区重要的教育(jiàoyù)机构,始建于(yú)清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由日照知县(zhīxiàn)周瑞图倡议,县绅捐资在(zài)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。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(xīnán)隅(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(fùjìn)),其名取“一县文峰”奎山之意。初期规模包括大门一楹、讲堂五间、西厅三间,后经(hòujīng)多次扩建,光绪年间又陆续扩建考棚、过厅等设施,成为兼具教学与科考功能的综合性场所。1903年,书院改制为“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堂”,1924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日照县立初级中学(zhōngxué),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以科举教育为主,兼重训诂、音韵等小学(语言文字学(wénzìxué))内容,与乾嘉朴学“由字(yóuzì)通词,由词通道”的理念一致,与清代(qīngdài)朴学(考据学)有着(yǒuzhe)深层联系。书院聘请举人、进士授课,其中最著名的是朴学大家许瀚。1860年(咸丰十年),许瀚以病弱(bìngruò)之躯在此主讲一年(yīnián),每月坚持四次阅卷。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,更是地方文化枢纽。光绪年间,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馆长(guǎnzhǎng)的丁麟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,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,为“照邑朴学”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。
奎峰书院虽非朴学核心发源地,却通过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,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纽带。其从科举(kējǔ)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,既见证了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(jiàoyù)的过渡,也彰显了日照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。正如王献唐所言,奎峰书院的历史,是“照邑朴学”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。尽管(jǐnguǎn)原建筑(jiànzhù)多已不存,但其作为日照一中、东港(dōnggǎng)一小的前身,至今(zhìjīn)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。
许瀚(xǔhàn)(xǔhàn)一生仕途坎坷,穷困潦倒,但在讲学、著述和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,是当时北学的(de)代表人物之一(zhīyī),有“山(shān)左许瀚之学”的称誉,龚自珍(gōngzìzhēn)《已亥杂诗》中有《别许印林孝廉瀚》:“北方学者君第一,江左所闻君毕闻;上厚水深词气重,烦君他日定吾文。”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。而写这首诗的时候,许瀚才42岁,还没达到学问的最高峰。作为来自南方学派的龚自珍,多少还有点自高。龚自珍(1792—1841),字璱人,号定庵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清代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(wénxuéjiā)、改良主义先驱。他的诗句“我(wǒ)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(hùhuā)”等脍炙人口,无人不晓(wúrénbùxiǎo)。
许瀚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音韵(yīnyùn)训诂学家。在我国古代,语文学被称为小学。它经过曲折发展,到(dào)清代达到顶峰。在治学方法上,他师承高邮王氏父子,以训诂声韵求义理,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。清代,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,但能同时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门(sānmén)学问的并不多,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(jiào)深的造诣。
许瀚也(yě)是清代(qīngdài)著名的校勘学家。《清史稿》称其“校勘宋、元、明本书籍,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把他同(tóng)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,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。
许瀚又是道光、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金石学家。许多学者认为(rènwéi)他的金石学研究在当时属于第一流,尤其是对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(chōngfènkěndìng)。许瀚这一生喜欢购求金石文物,手中稍微有点余钱都用于(yòngyú)金石拓本收藏。其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文钞》考释金文178篇,辨析器物真伪、铭文义例,被誉为“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(diānfēng)之作”。
许瀚还是一位方志学家。《中国方志大辞典·方志人物》收有许瀚的小传(xiǎozhuàn)。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《济宁直隶州志》,该志结构(jiégòu)完整,叙事明晰,历来(lìlái)颇(pǒ)好评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亦称其为清代名志。
许瀚更是(gèngshì)一位书法家。《续滕县(téngxiàn)志》称其“尤善书法”,光绪《日照县志》也说他“工书翰,士林珍之”。道光年间,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,但“索字者(suǒzìzhě)日塞其门”。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,磴山摩崖(móyá)石刻“羡君堪作王家瑞”笔力雄浑,丁艮善勒石镌刻,成为日照文化(wénhuà)地标。
许瀚除了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,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,荫庇后学,提携晚辈,使朴学能在日照(rìzhào)传承。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,以丁楙五、丁艮善、丁以此(cǐ)三人最著,号称“许门(xǔmén)三弟子”。文化(wénhuà)学者丁博原先生所著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(族事略 人物志)中有(zhōngyǒu)此记载:“咸丰同治间,照邑朴学盛行。族人丁艮善、丁楙五、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许瀚,各尽所长,皆有专著(zhuānzhù),时人称曰“许门三弟子。”丁艮善精于小学,校勘颇多,被誉为“山左宿学”,其(qí)学问由其子孙承袭,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,广辑文献,誉录遗稿,刊刻旧编,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,惜英年早逝(yīngniánzǎoshì),未竟其志,未展其才;丁以此少以家贫,无力(wúlì)举业,然独精音韵,著《毛诗正韵》,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(tuīchóng)。民国(mínguó)以后,丁惟汾著述颇丰,且得以完整保留,所撰《诂(gǔ)雅堂丛著》六种,其中《方言音释》《俚语证古》《毛诗韵聿》已由齐鲁(qílǔ)书社出版,其他三种(sānzhǒng)也已在台湾发行。其主编之《山东革命党史稿》现有文稿存世。”
日照丁氏尚文重教,四百年来文化繁荣,积学深厚,乃科宦世家,是(shì)(shì)日照几大名门望族之首。许瀚(xǔhàn)三位弟子都出自丁家(dīngjiā),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,当然还有后来人。丁楙五、丁艮善都是清康熙年间进士丁旹(shí)的后人。丁旹修县志、创家谱,开一代诗风,成为(wèi)日照文化的奠基人,也是日照丁氏家族(jiāzú)的“文献之祖”。丁家自此人丁兴旺,人才辈出,演变为日照丁氏“老四支长房三支”,其后代51年间,实现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”。
许门三弟子秉承许瀚“无征不信”的(de)学风,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丁楙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(dàgē)丁秉善,他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。“传小学者,有丁楙五伯才,著《说文韵律》。继即(jìjí)竹筠先生(即丁以此),著《毛诗正韵》。后则鼎丞先生(即丁惟汾),学寖(jìn)光大”(出自《增广得很明白。丁楙五专治小学,尤精音韵。平生最大(zuìdà)的功绩是集文献(wénxiàn)、修家谱,可惜英年早逝,未展其才。
丁艮善则以经学见长。他(tā)协助许瀚校勘吴式芬《捃古录(gǔlù)金文》,对青铜器铭文(míngwén)的训诂多有创见。其《毛诗传疏考证》以音韵通经义,纠正陈奂《毛诗传疏》疏漏,被王闿(kǎi)运誉为(yùwéi)“东州绝学”。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编纂,参与《日照县志》修订。他擅长书法,工篆、隶、楷书,且自成一家。现河南许昌、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。
丁以此,字竹筠,专攻音韵学。他(tā)是(shì)许瀚晚年所收弟子,继承许瀚“因声求义”之(zhī)法,著《毛诗正韵》重构《诗经》古韵系统,章太炎称其“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”。作为丁惟汾之父,他将朴学融入(róngrù)家庭教育,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。
丁惟汾,字鼎丞(chéng),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,治学承其父,其在日本留学,与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往来密切,“照邑朴学”又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,成就斐然。近人王献唐、屈(qū)万里、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,互为师友,各有专精,溯(sù)其治学,与“许瀚之学”有相传承。王献唐(前篇(qiánpiān)已有介绍),许瀚再传弟子。其父王廷霖是名中医,更喜金石文字之学,师承许瀚,家藏(jiācáng)金石拓本数千件,自幼耳濡目染。王献唐开创“考古与文献互证”之法,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中,结合《水经注(shuǐjīngzhù)》等典籍(diǎnjí)考证(kǎozhèng)龙山文化,倾(qīng)一生之力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,提出“东夷文化中心论”,震动学界。
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(de)一名大师,他的信中对许瀚作了很高的评价,称“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,皆为研究所得之……此君地位,与孙仲容伯仲之间,乃(nǎi)最早之金文大师,而其著作不传(bùchuán),可恨!”
学界对许瀚(xǔhàn)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。清末民初,梁启超、丁惟汾、章炳麟(zhāngbǐnglín)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;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、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就(jiù)开始搜集整理(sōujízhěnglǐ)其遗著,并编辑有《许印林遗书》二十余册;二十八十年代,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行云先生编成(biānchéng)《许瀚年谱》,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《攀古小庐全集》(上);原山东图书馆(túshūguǎn)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《许瀚日记(rìjì)》。
进入新世纪以来,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,山东大学(shāndōngdàxué)杜泽逊教授、宋开玉教授,上海博物馆柳向春教授,曲阜师范大学(qūfùshīfàndàxué)周洪才教授、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(wènshì)。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、二、三辑还(hái)集中影印了大量许瀚手稿和抄稿,使许多(xǔduō)过去(guòqù)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除大陆(dàlù)部分学者(xuézhě)(xuézhě)外,在台湾的日照籍学者丁原基出版了(le)《许瀚之文献学研究》一书,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《许瀚之金文学研究》。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,相映生辉。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。
还(hái)有两位日照地方文史学者,不得不提。一位是东港区涛(tāo)雒镇的(de)文化学者丁博原(dīngbóyuán),另一位是岚山(lánshān)的文史专家曹汉华。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于2023年,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《史话日照》文化访谈节目“方志日照”,我和博原同为访谈嘉宾,相互(xiānghù)交流(jiāoliú)甚多,很受教益。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,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近日,因为写(xiě)人文日照文章,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。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(jiāzhōng)请教。特别是计划写“照邑朴学”这个题目时,因为没有专门作过(guò)研究,感觉不太敢写(gǎnxiě),但博原认为(rènwéi)应该写,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,是一件大好事。为此,他还专门赠送我《丁氏家族志》。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,深感震撼。国有史,邑有志,家有谱。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上,依志之例,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,是当之无愧(dāngzhīwúkuì)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我与(yǔ)汉华弟相识逾30年,对汉华弟研究许瀚一事早闻大名。他用了20年时间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,先后出版了《增广近日,我专门去山东万方集团,与他进行了交谈。同时还(hái)见到了岚山(lánshān)区(qū)政协原副主席孙树诺,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(shūjì)郑培晋,万方集团的(de)副总王汉军,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。交谈中得知在(zài)区政协的指导下,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,专门成立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,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。研究会成立以来,团体非常活跃,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,大师之风、后人推崇,令人欣慰、值得(zhíde)肯定。
我深深感受到(dào),无论是(wúlùnshì)一个地方的文化,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,都需要一批有学识、有奉献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去挖掘、去弘扬,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(cáinéng)得以保护与传承,民族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。
日照朴学的(de)崛起,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。许瀚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“尊经重道”的传统,又因濒海(bīnhǎi)而具开放视野,不完全拘泥于古人,既尊重传统,又敢于修正谬误。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,考释铭文必亲拓原器,这种“脚踏实地”的学风,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。丁惟汾(dīngwéifén)将(jiāng)朴学精神注入革命实践(gémìngshíjiàn),王献唐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,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,皆(jiē)体现了日照朴学“经世致用”的终极追求(zhuīqiú)。
照邑(zhàoyì)朴学(pǔxué)已经是一个(yígè)跨越时代、跨越地域,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(kètí)。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,袁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,丁原基先生则在学界首倡旗帜,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,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,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却始终(shǐzhōng)未在学术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关于照邑朴学的(de)学术范畴,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的一个派别,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(qiánjiāxuépài)(xuépài)到同光之后的南北位移,成为上承乾嘉、扬州学派,下启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。也就是说(yějiùshìshuō)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(chēngqǐ)了晚清乾嘉学派、扬州学派的大梁,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。
从地域上看,许瀚一生讲学的五大书院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(biànbù)大半个中国。济宁渔山书院、临沂琅(láng)琊(yá)书院、淮阴清江书院、赣榆选青书院、日照奎峰书院是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,由此(yóucǐ)串联起大批的后起学人。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、中国的台湾。
从学派的(de)构成成分看,除了许瀚(xǔhàn)的直系弟子三丁一吴,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传刻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学人,比如杨铎、高均儒、丁妟以及他们(tāmen)的子弟,稍晚一点的吴重熹(zhòngxī)、王懿荣、丁惟(wéi)禔(zhī)及其传人;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的吴式芬、潘锡恩、吴荣光等。其中,王懿荣(1845-1900),中国近代金石学家(jiā),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。丁惟禔(1862-1895),字亦康,号伯平,是光绪年间进士,日照丁氏第一个翰林。
从著述成就上看,代表性的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《攀古小庐……》之外,《说文解字义证》(包括(bāokuò)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(yìnxíng))《史籍考》《攈古录》《三迁志》《济宁直隶(zhílì)州志》等(děng)都可以作为照邑学派学术代表作。
从(cóng)直接学术传承上看,清以后日照乃至(nǎizhì)山东的(de)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的门下,曹汉华在《增广许瀚年谱》中多有论述。与丁惟汾保持联系的民国(mínguó)三大家章炳麟、黄侃、刘师培,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、发扬光大。
当然,这些直接间接的学著例证,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,恕学识(xuéshí)有限,在此文(cǐwén)中不能一一列举。
在此文写作过程中,我与汉华(hànhuá)、博原多次交流,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素材,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,让我很感动。既佩服他们勤勉博学,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,同时(tóngshí)也惭愧自己(zìjǐ)学识浅薄,真正是(shì)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
从许瀚在磴山勒石铭志,到丁原基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,照邑朴学历经(lìjīng)两个世纪的风雨,始终以(yǐ)实证精神为骨,以文化担当为魂。这种学术传统,不仅是日照(rìzhào)的文化标识,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。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(yǒng):“山海蔚灵秀,葱郁钟大儒。”日照朴学的薪火,将永远(yǒngyuǎn)在山左大地上闪耀。正是:
照邑朴学文脉长,海曲遗韵(yíyùn)永流芳。
山左敬文翰林立,齐鲁崇德功名扬(míngyáng)。
奎峰书院书声(shūshēng)悠,丁氏家族人才旺。
尊经重道昭日月,薪火相传写华章(huázhāng)。
(注:文稿内容(nèiróng)参阅了《增广<许瀚年谱>》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《日照历史文化故事》等专著(zhuānzhù)资料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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